张金生，曾任深圳市外商投资局副局长、深圳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深圳市贸易工业局党组成员、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主任、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成员、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成员等职。现任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先行示范区专家。

入世20年来，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而作为外向型经济的城市，深圳也抓住了入世的机遇，对外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深圳的进出口额从2001年的685.9亿美元，2020年 的4008.1亿美元，增长了近6倍；其中出口额从2001年的374.5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2453.1亿美元，增长了6.5倍 ；对外投资由2001年的9家企业增加到2020年的455家，增长了近50% 。截至2020 年，深圳市对外投资合同金额超543.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由2001年的25.91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86.83亿美元，增长了近4倍。

但在深圳抓住入世的机遇获得发展的同时，各种贸易摩擦也接踵而至。入世20年间，深圳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在当前深圳企业遭遇的贸易摩擦形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应对？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采访了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前主任张金生。

张金生介绍，深圳是进出口大市，几乎所有针对我国的各种类型的贸易摩擦深圳都有涉及，而且涉案企业也占全国的多数。面临接踵而至的贸易摩擦，深圳在全国率先成立的负责地方世贸组织事务的专门工作机构，即深圳市世贸组织（WTO）事务中心。“深圳WTO事务中心不仅为深圳的企业服务，也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做出了贡献。”张金生举例指出，从2004年起世贸组织事务中心来对深圳市各级政府出台的贸易、招商等相关政策进行合规性审查，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出台的政策授人以柄。

近年来，华为、中兴等深圳企业被美国政府制裁引发关注。在张金生看来，当前深圳企业，尤其是高科技民营企业遭遇的贸易摩擦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很大的困境。“深圳世贸组织事务工作应继续秉承‘贴近产业，服务企业’的宗旨，更加密切关注国外采取制裁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动态，为深圳企业提供预警服务和必要的帮助。”张金生还同时建议，当前深圳高科技企业面对个别国家制裁的严峻形势，作为地方政府对这些高科技企业能做的帮助和支持很有限，必须要由国家层面来给予帮助支持。

“政府要加强了对走出去企业的指导，特别要提供当地法律政策的指引”

新京报：入世20年来，深圳企业走出去情况如何？

张金生：深圳走出去的企业，二十年来增长非常迅速，而且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比重很大。从统计数据上看，按照不含外商投资企业的口径，截至今年10月底，民营企业数量占对外投资企业数量的95.59；中方协议额占94.54;从经营情况来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对当地的市场、法律、政策、文化、生活习惯等等了解得不够，有些盲目。我去埃塞的中资企业调查过，当地工人工作效率低下、不愿意加班等等，都与中国工人情况完全不同，用在中国管理企业的办法基本行不通。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给深圳企业走出去，带来一个好的契机。政府要加强了对走出去企业的指导，特别是对当地法律政策的指引。指导企业不要盲目投资，要对当地的市场环境、法律、政策包括人文、生活习惯等做到充分了解。另外就是要指导企业合规经营、合法经营，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2004年起深圳WTO事务中心审查深圳市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避免了政策授人以柄”

新京报：作为世界工厂，入世20年间，深圳频繁遭遇贸易摩擦。为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深圳当时的做法是怎样的？

张金生：中国入世之初，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摩擦、贸易纠纷接踵而来，如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贸易政策审议等等，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而深圳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是进出口大市，连续数年出口额居全国首位。确实几乎所有类型的贸易摩擦深圳都有涉及，而且涉案企业也占全国的多数。面临这种形式，政府应接不暇、企业不知所措，急需一个专业性的工作机构来协调和指导各类贸易摩擦和纠纷的应对工作。在这样的形势下，深圳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决定深圳在全国率先成立的负责地方世贸组织事务的专门工作机构，即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

新京报：入世20年来深圳WTO事务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

张金生：在商务部的大力帮助和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深圳地方世贸组织事务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在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如2002年制定了《深圳应对入世行动纲要》；2005年制定了《深圳市应对入世后过渡期行动纲要》；还比如，中国反倾销胜诉第一案——信义玻璃（深圳）有限公司与加拿大的反倾销案件等。在指导企业应对各类贸易摩擦方面，深圳提出了“早发现、早应对、早化解”的应对策略，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深圳成立世贸组织事务工作的专门工作机构不仅仅处理涉及深圳的世贸组织事务工作，为深圳的企业服务，而且也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做出相应的贡献。比如除了在运用规则应对贸易摩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外，深圳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指导各级政府、企业在遵守世贸规则方面做出的成绩也很突出。中国入世之初，针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政策合规性审查纷至沓来，其中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是对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审查也占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关于产品反补贴调查，甚至县、区里、乡镇的政策也列在其中。深圳市政府从2004年起就决定由世贸组织事务中心来对深圳市各级政府出台的贸易、招商等相关政策进行合规性审查，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出台的政策授人以柄。同时，还对某些国家针对深圳企业的不公平的、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做法和措施进行了调查收集，为我国商务部和驻世贸组织机构提供了谈判的依据。这项工作当时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商务部为此还专门在深圳召开了现场会进行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开展的地方世贸组织事务工作同样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做出了贡献。

“深圳政府和企业的国际规则意识明显增强”

新京报：刚才你主要谈到了应对贸易摩擦政府的做法。在过去二十年，深圳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表现如何？

张金生：在过去二十年，无论是深圳企业还是政府，在应对贸易摩擦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最初的害怕、不了解、不敢打国际官司、遭遇贸易摩擦时不知所措，到如今以理性心态面对，并将贸易摩擦当成常态化的事情，以平常心应对，从容应对贸易摩擦。第二，政府和企业遵守国际规则意识明显增强。比如说，在中国入世之初，针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政策合规性审查纷至沓来，由于有专门工作机构对深圳市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进行合规性审查，避免了政府出台的政策授人以柄。从企业层面看，深圳走出去的企业目前已经明显学会遵守国际规则、善于运用国际规则。第三，中国企业更加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往都是中国企业被国外企业状告侵犯知识产权，现在中国企业的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华为、中兴等深圳的企业都能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深圳企业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发生了变化”

新京报: 与二十年前相比，当前深圳企业面临的外部形势发生了哪些变化？你对深圳市WTO中心的工作有哪些建议？

张金生：当前世界形势处于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构成威胁，导致世贸组织事务工作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形势和任务。其中一个表现是，个别国家用其霸权政策，动不动就把国内法当作国际法来用,运用长臂管辖手段，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甚至个人进行所谓的制裁。个别国家对中国的打压不仅仅在贸易层面，而是在科技、人文等多个领域同时发难。如开出制裁企业和个人的清单；发布出口和进口禁令；电商平台的封杀、数字经济和网路安全的竞争等等。比如，个别国家原以为用WTO规则来约束中国企业，但后来发现中国企业不仅能遵守国际规则，而且能够运用国际规则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近年来就滥用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采取把国内法当成国际法来使用，出台了针对中国企业的一系列制裁清单。使我们的高科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很大的困境。

当前深圳企业应对传统形式的贸易摩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企业对国际规则的运用也比较成熟了。但近年来深圳企业尤其是高科技民营企业遭遇的贸易摩擦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就是单边制裁、发布出口和进口禁令，这就给深圳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要理性面对新的贸易摩擦形式，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过程中，肯定会受到一些国家的抵制、制约，贸易摩擦将会是常态。其次，作为深圳地方世贸组织事务工作应更加密切关注国外采取各类贸易摩擦和制裁措施的动态，进行深入研究为深圳企业提供预警服务；引导企业加强合规性管理；加强对贸易规则的研究，为维护产业安全，尤其是中小企业、科技企业的发展和安全提供支撑，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的地方世贸组织事务工作将更加繁重、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第三，就深圳而言，当前深圳高科技企业面对严峻的贸易摩擦形式，还必须要由国家层面来给予支持。比如，通过外交、政府之间的协定等来解决问题。此外，还要关注和研究近几年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设立、指导企业参与双边及诸边区域经济合作开辟新的市场，实现市场多元化，从而规避一些贸易摩擦。

新京报首席记者 侯润芳 编辑 陈莉 校对 卢茜